新闻摘要:人物简介：余鸿兴，男,安徽金寨汤家汇人，1902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193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农会、赤卫队并担任赤卫队长；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红25军军部任事务长兼“没收委员会”主任，后编入红四方面军，其间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
人物简介：余鸿兴，男,安徽金寨汤家汇人，1902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193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农会、赤卫队并担任赤卫队长；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红25军军部任事务长兼“没收委员会”主任，后编入红四方面军，其间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1934年11月随部队开始长征，其间，三过草地，参加了多次战斗，且多次负伤，1935年在西康战役中负伤致残，为二等乙级残废；1945至1949年先后在河北省西支大队供给处、冀南军区四军分区供给处任处长；1949年至1954年先后在河南军区后勤部供给处、第四野战军后勤部车管处任处长；1954年（大约）在第四野战军后勤部工建处任处长，以后一直担在广州军区后勤部车管处任处长。1955年积劳成疾、离休到合肥市老年军官休养队修养；1969年7月29日逝世，终年67岁。1977年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余鸿兴同志是一位红军老战士,离开我们已经快半个世纪了。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笔者慕名采访了余鸿兴之女余开安，我们共同追忆了余鸿兴这位红军长征的见证人和他的长征故事以及他的光辉人生。。
一、苦难的童年
余开安介绍说，1902年,他父亲出生于金寨县(当时属河南商城)汤家汇镇瓦屋基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这里地处大别山腹地、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地带，是个穷乡僻壤。
他们家祖祖辈辈都给地主打长工,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爷爷和奶奶给地主当牛做马，从未吃过一顿饱饭,一年忙到头、也无法维持家中的生活。为了活命,奶奶去地主家帮工,爸爸从小就干起成人的体力活,每天拾柴烧饭,还要带弟弟。在一个冬天里，因为抱不动弟弟，而使弟弟掉进了火塘，就这样，叔叔被活活地烧死……在那万恶的旧社会，逢年过节,是那些有钱人的欢乐之日、穷苦人的“鬼门关”。爸爸十四岁那年，腊月三十的晚上，可恶的地主到家来逼债。他们穷得饭都没得吃，哪里有钱还债呢？狼心狗肺的地主便凶狠地要抱走他们家中唯一的一条破棉被。如果没有了这条破棉被，全家人就可能冻死在那大年三十的晚上。于是，爸爸气冲冲地对地主说：“不许你们抱走这条被子，债我正月十五前还清！”这样，破被子才勉强保住。为了还清地主的“阎王债”，奶奶和爸爸大年初一就带上糠粑粑上山给地主背木头，冒寒风、踏冰雪，全家人累死累活地干着活……苦难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啊？！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爸爸实在忍受不了地主的剥削，便拿起棍子闯进地主家要和他们拼命。但是，寡不敌众，地主的狗腿子上来一大帮，抓住了他。父亲被他们绑到余家祠堂里打得遍体鳞伤，昏死过去。养好伤之后，爸爸逃到外地寻找活路。他一步一步地、艰难地逃到江西，为了挣口饭吃，不得不到烧木炭的窑上请求大老板留下他。可恨的大老板见爸爸太小、却不愿意收留他，工人们看见爸爸年幼可怜，就帮爸爸在老板面前说了许多好话。由于工人们的苦苦求情，老板才勉强收下了爸爸。背柴烧窑本来都是成年人干的力气活，为了烧好一窑炭，工人们不知要流多少汗。那时爸爸才十五岁，而且没有衣服穿。为了报答工人叔叔对他的关怀，大家干完活休息时，爸爸就给大家端洗脸水、洗脚水，因而大家都很喜欢他。春节到了，工人们只领到一点点可怜的工资，爸爸分文没有，这是因为爸爸刚来，大老板规定不给工资的。工人们看不下去，宁肯自己少要一点、也要给爸爸一点。爸爸看着领到的一点点钱，心存感激地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只有天下穷人才是心连心啊！
爸爸烧窑挣的几个钱实在难以糊口，他又到了庐山去当挑夫、轿夫。庐山山高路陡，空手上山也感到非常吃力。那些来庐山避暑、游山玩水的地主、资本家、外国洋人就雇穷人们给他抬轿子、搬东西。爸爸抬着他们一步步上庐山，慢一点就要挨打……爸爸就是这样忍气吞声过牛马不如的生活。
二、光辉的革命历程
余开安接着说，1927年,父亲在外地听说家乡来了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使他迅速地返回家乡,勇敢地站到革命斗争的最前沿。他参加了农会和农民赤卫队，并且担任了赤卫队长。
1929年1月，父亲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1931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在麻埠正式成立。爸爸就在红25军军部工作，担任事务长兼“没收委员会”主任。为了更好地做好党交给他的工作，他还刻苦地学习文化知识，学习党和红军制定的政策条例，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深入群众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保证了部队的有效供应。
1934年6月，爸爸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1934年11月，父亲随部队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父亲不仅担任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还担任红军的机要员，担着沉重的文件箱走过了漫无人烟的茫茫草原。由于过度操劳和恶劣环境的影响，有一次，父亲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从那以后，父亲经常咳血吐血，过草地时，父亲患了伤寒病。病魔在折磨他，他在和疾病、和恶劣环境做不屈的斗争。草地漫无边际，没有吃的，父亲他们就吃草根、啃树皮，勒紧裤腰带和敌人进行作战，最终，胜利地走过了草地，迎来了“三军过后尽开颜”。
父亲参加过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在战斗中，他曾多次负伤，特别是在1935年的西康战役中，他右肩负重伤，愈后成了残废，整个右胳膊（包括手指）的运动都受到严重的障碍，当时伤口溃烂，生蛆流血达一年之久，医务人员说要锯掉胳臂，不然就有生命危险，可是父亲坚持不锯胳臂，他说：“没有胳臂，我怎么继续战斗、继续工作？”这样才保住了一只残废的右臂，直至父亲去世，身上都还留有弹头和弹片。
父亲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曾有过八年未盖过被子、未穿过鞋子的经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爸爸担任供给股长，千方百计地依靠群众，解决了部队生活供应问题。无论生活多么艰苦，他从不占公家一粒粮、一分钱。大扫荡中，他依靠群众，进行“坚壁清野”保证了部队的供应。日本鬼子和天灾使人民的生活异常艰苦，父亲遵照党的指示，把粮食借给群众，以解急需。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就连部队分配自己的每日一斤的口粮也要分一部分给群众吃。
余开安介绍说：“1954年，父亲在冀南军区供给处担任处长期间，经组织介绍，与我母亲徐昆相识、结婚，当时我母亲是冀南军区政治部教员。”
1950年至1951年，父亲调任第四野战军后勤部车管处处长，全国解放了，解放军进入了大城市，父亲的地位、环境、条件变了，可父亲那种艰苦朴素的生活和工作作风没有变。他始终牢记毛主席“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教导。父亲在武汉工作期间，经常要从武昌到汉口去开会，组织上考虑到他年纪大、又有病，决定给他派车，可是父亲每次都悄悄走掉。1954年，父亲任第四野战军后勤部工建处处长，以以后一直担任广州军区后勤部车管处处长。
父亲的革命历程，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缩影，他和他的战友们，用他们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诗篇！
三、不变的本色、永存的精神
余开安说：“由于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积劳成疾，父亲不得不于1955年提前离休。”
在休养中，他仍然保持老红军战士的光荣传统，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从不计较个人私利，从不向组织提过高的物质要求和生活照顾。
在休养中，为了不给组织增加负担，同时也为了培养子女的劳动观念，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我们做农活，种麦、种黄豆蚕豆、种各种蔬菜、养鸡养猪，每年收获季节，他总是嘱咐家人分送给左右邻居，从不自己独自享用，在劳动中，我们尝到了快乐！在收获中，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着“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喜悦！
在“文革”中，学校停课闹革命，父亲说，任何时候都需要文化知识，嘱咐我们要好好学习。记得那时候，每个星期家里都要开一次家庭会，我们每人都要发言，总结一周以来的劳动、学习的收获和不足。我在家里排行老小，最不喜欢算术，最怕游泳，爸爸经常逼我学习珠算、学算术，还叫哥哥姐姐们教我学游泳。虽然我的数学不怎么样，游泳也只是一般般，但是爸爸的学习精神传给了我、影响了我。由于爸爸的影响，我努力学习，考上了电视大学，选择了档案管理专业，我仿佛看见父亲当年所过的路——机要管理，那蹒跚的脚步,那担着机密文件箱行走在杳无人烟草地上的高大身影……我常常在心里默默念叨：“父亲，女儿一定踏着您的足迹，继续前进！”。三年的大学生活结束后，我利用所学的知识、努力工作，时刻牢记爸爸的嘱托，发扬老一辈的革命精神，保持光荣的革命传统，将父辈未尽的事业进行到底！为此，我也曾经多次受到单位及国家档案局的表彰，这些，都是父亲严格要求、言传身教的结果。
父亲也很乐观，平易近人。“文革”期间，闹武斗，子弹在院子上空飞来飞去，他仍然带着全家坐在庭院里给我们讲故事、唱红歌，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一年夏季的一各晚上，妈妈唱《九一八》后，爸爸为我们唱了那首诞生在金寨的革命老歌《八月桂花遍地开》，虽然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吟唱着，五音不全，却也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欢乐，隔壁的大妈笑得前仰后合，把一个大西瓜都摔在了地上，当时我们家充满了欢歌笑语。
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的身体越来越糟。在病重期间，他仍然想着党和国家的利益。疾病摧残着他的身体，他很痛苦，即使在闭上眼睛的前一刻，他还对妈妈说：“徐昆啊，我活不了了，不要让医生同志再受累了，我死了省得同志辛苦，也可以为国家节约点钱”。他拒绝了治疗，医生说服无效，就通过妈妈做工作，妈妈说“这是党和毛主席对你的关怀，你这样做也对不起医生同志。”这样他才让医生将皮肤切开打针，他的顽强精神，使医生和周围的同志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临终之前，父亲还对妈妈和两位红军同志说：“我活着的时候要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死了也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老家为我准备的棺木，我不要，我死后不要用棺木，要响应国家提倡火葬的号召。”爸爸的这一举动，给整个干休所带了好头。心脏停止跳动的前一刻，妈妈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对我的关怀，对子女的培养....”
1969年7月29下午二时五十五分，敬爱的爸爸和我们永别了！爸爸，我们永远怀念你！
1977年，万里接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给父亲送来送来家民政部为爸爸颁发的“革命烈士”证书。
父亲虽然走了，虽然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物质财，但他却给我们后人留下了精神上的无价之宝。他那坚定的革命信念、光荣的革命传统、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将永远被我们后人传扬、纪念、学习。正如当时的合肥市革命委员会敬送的挽联所述：“为党为人民四十年如一日鞠躬尽瘁，继承先烈志不怕苦不怕死将革命进行到底！”
余鸿兴同志是一位红军老战士,离开我们已经快半个世纪了。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笔者慕名采访了余鸿兴之女余开安，我们共同追忆了余鸿兴这位红军长征的见证人和他的长征故事以及他的光辉人生。。
一、苦难的童年
余开安介绍说，1902年,他父亲出生于金寨县(当时属河南商城)汤家汇镇瓦屋基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这里地处大别山腹地、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地带，是个穷乡僻壤。
他们家祖祖辈辈都给地主打长工,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爷爷和奶奶给地主当牛做马，从未吃过一顿饱饭,一年忙到头、也无法维持家中的生活。为了活命,奶奶去地主家帮工,爸爸从小就干起成人的体力活,每天拾柴烧饭,还要带弟弟。在一个冬天里，因为抱不动弟弟，而使弟弟掉进了火塘，就这样，叔叔被活活地烧死……在那万恶的旧社会，逢年过节,是那些有钱人的欢乐之日、穷苦人的“鬼门关”。爸爸十四岁那年，腊月三十的晚上，可恶的地主到家来逼债。他们穷得饭都没得吃，哪里有钱还债呢？狼心狗肺的地主便凶狠地要抱走他们家中唯一的一条破棉被。如果没有了这条破棉被，全家人就可能冻死在那大年三十的晚上。于是，爸爸气冲冲地对地主说：“不许你们抱走这条被子，债我正月十五前还清！”这样，破被子才勉强保住。为了还清地主的“阎王债”，奶奶和爸爸大年初一就带上糠粑粑上山给地主背木头，冒寒风、踏冰雪，全家人累死累活地干着活……苦难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啊？！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爸爸实在忍受不了地主的剥削，便拿起棍子闯进地主家要和他们拼命。但是，寡不敌众，地主的狗腿子上来一大帮，抓住了他。父亲被他们绑到余家祠堂里打得遍体鳞伤，昏死过去。养好伤之后，爸爸逃到外地寻找活路。他一步一步地、艰难地逃到江西，为了挣口饭吃，不得不到烧木炭的窑上请求大老板留下他。可恨的大老板见爸爸太小、却不愿意收留他，工人们看见爸爸年幼可怜，就帮爸爸在老板面前说了许多好话。由于工人们的苦苦求情，老板才勉强收下了爸爸。背柴烧窑本来都是成年人干的力气活，为了烧好一窑炭，工人们不知要流多少汗。那时爸爸才十五岁，而且没有衣服穿。为了报答工人叔叔对他的关怀，大家干完活休息时，爸爸就给大家端洗脸水、洗脚水，因而大家都很喜欢他。春节到了，工人们只领到一点点可怜的工资，爸爸分文没有，这是因为爸爸刚来，大老板规定不给工资的。工人们看不下去，宁肯自己少要一点、也要给爸爸一点。爸爸看着领到的一点点钱，心存感激地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只有天下穷人才是心连心啊！
爸爸烧窑挣的几个钱实在难以糊口，他又到了庐山去当挑夫、轿夫。庐山山高路陡，空手上山也感到非常吃力。那些来庐山避暑、游山玩水的地主、资本家、外国洋人就雇穷人们给他抬轿子、搬东西。爸爸抬着他们一步步上庐山，慢一点就要挨打……爸爸就是这样忍气吞声过牛马不如的生活。
二、光辉的革命历程
余开安接着说，1927年,父亲在外地听说家乡来了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使他迅速地返回家乡,勇敢地站到革命斗争的最前沿。他参加了农会和农民赤卫队，并且担任了赤卫队长。
1929年1月，父亲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1931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在麻埠正式成立。爸爸就在红25军军部工作，担任事务长兼“没收委员会”主任。为了更好地做好党交给他的工作，他还刻苦地学习文化知识，学习党和红军制定的政策条例，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深入群众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保证了部队的有效供应。
1934年6月，爸爸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1934年11月，父亲随部队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父亲不仅担任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还担任红军的机要员，担着沉重的文件箱走过了漫无人烟的茫茫草原。由于过度操劳和恶劣环境的影响，有一次，父亲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从那以后，父亲经常咳血吐血，过草地时，父亲患了伤寒病。病魔在折磨他，他在和疾病、和恶劣环境做不屈的斗争。草地漫无边际，没有吃的，父亲他们就吃草根、啃树皮，勒紧裤腰带和敌人进行作战，最终，胜利地走过了草地，迎来了“三军过后尽开颜”。
父亲参加过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在战斗中，他曾多次负伤，特别是在1935年的西康战役中，他右肩负重伤，愈后成了残废，整个右胳膊（包括手指）的运动都受到严重的障碍，当时伤口溃烂，生蛆流血达一年之久，医务人员说要锯掉胳臂，不然就有生命危险，可是父亲坚持不锯胳臂，他说：“没有胳臂，我怎么继续战斗、继续工作？”这样才保住了一只残废的右臂，直至父亲去世，身上都还留有弹头和弹片。
父亲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曾有过八年未盖过被子、未穿过鞋子的经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爸爸担任供给股长，千方百计地依靠群众，解决了部队生活供应问题。无论生活多么艰苦，他从不占公家一粒粮、一分钱。大扫荡中，他依靠群众，进行“坚壁清野”保证了部队的供应。日本鬼子和天灾使人民的生活异常艰苦，父亲遵照党的指示，把粮食借给群众，以解急需。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就连部队分配自己的每日一斤的口粮也要分一部分给群众吃。
余开安介绍说：“1954年，父亲在冀南军区供给处担任处长期间，经组织介绍，与我母亲徐昆相识、结婚，当时我母亲是冀南军区政治部教员。”
1950年至1951年，父亲调任第四野战军后勤部车管处处长，全国解放了，解放军进入了大城市，父亲的地位、环境、条件变了，可父亲那种艰苦朴素的生活和工作作风没有变。他始终牢记毛主席“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教导。父亲在武汉工作期间，经常要从武昌到汉口去开会，组织上考虑到他年纪大、又有病，决定给他派车，可是父亲每次都悄悄走掉。1954年，父亲任第四野战军后勤部工建处处长，以以后一直担任广州军区后勤部车管处处长。
父亲的革命历程，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缩影，他和他的战友们，用他们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诗篇！
三、不变的本色、永存的精神
余开安说：“由于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积劳成疾，父亲不得不于1955年提前离休。”
在休养中，他仍然保持老红军战士的光荣传统，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从不计较个人私利，从不向组织提过高的物质要求和生活照顾。
在休养中，为了不给组织增加负担，同时也为了培养子女的劳动观念，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我们做农活，种麦、种黄豆蚕豆、种各种蔬菜、养鸡养猪，每年收获季节，他总是嘱咐家人分送给左右邻居，从不自己独自享用，在劳动中，我们尝到了快乐！在收获中，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着“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喜悦！
在“文革”中，学校停课闹革命，父亲说，任何时候都需要文化知识，嘱咐我们要好好学习。记得那时候，每个星期家里都要开一次家庭会，我们每人都要发言，总结一周以来的劳动、学习的收获和不足。我在家里排行老小，最不喜欢算术，最怕游泳，爸爸经常逼我学习珠算、学算术，还叫哥哥姐姐们教我学游泳。虽然我的数学不怎么样，游泳也只是一般般，但是爸爸的学习精神传给了我、影响了我。由于爸爸的影响，我努力学习，考上了电视大学，选择了档案管理专业，我仿佛看见父亲当年所过的路——机要管理，那蹒跚的脚步,那担着机密文件箱行走在杳无人烟草地上的高大身影……我常常在心里默默念叨：“父亲，女儿一定踏着您的足迹，继续前进！”。三年的大学生活结束后，我利用所学的知识、努力工作，时刻牢记爸爸的嘱托，发扬老一辈的革命精神，保持光荣的革命传统，将父辈未尽的事业进行到底！为此，我也曾经多次受到单位及国家档案局的表彰，这些，都是父亲严格要求、言传身教的结果。
父亲也很乐观，平易近人。“文革”期间，闹武斗，子弹在院子上空飞来飞去，他仍然带着全家坐在庭院里给我们讲故事、唱红歌，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一年夏季的一各晚上，妈妈唱《九一八》后，爸爸为我们唱了那首诞生在金寨的革命老歌《八月桂花遍地开》，虽然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吟唱着，五音不全，却也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欢乐，隔壁的大妈笑得前仰后合，把一个大西瓜都摔在了地上，当时我们家充满了欢歌笑语。
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的身体越来越糟。在病重期间，他仍然想着党和国家的利益。疾病摧残着他的身体，他很痛苦，即使在闭上眼睛的前一刻，他还对妈妈说：“徐昆啊，我活不了了，不要让医生同志再受累了，我死了省得同志辛苦，也可以为国家节约点钱”。他拒绝了治疗，医生说服无效，就通过妈妈做工作，妈妈说“这是党和毛主席对你的关怀，你这样做也对不起医生同志。”这样他才让医生将皮肤切开打针，他的顽强精神，使医生和周围的同志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临终之前，父亲还对妈妈和两位红军同志说：“我活着的时候要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死了也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老家为我准备的棺木，我不要，我死后不要用棺木，要响应国家提倡火葬的号召。”爸爸的这一举动，给整个干休所带了好头。心脏停止跳动的前一刻，妈妈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对我的关怀，对子女的培养....”
1969年7月29下午二时五十五分，敬爱的爸爸和我们永别了！爸爸，我们永远怀念你！
1977年，万里接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给父亲送来送来家民政部为爸爸颁发的“革命烈士”证书。
父亲虽然走了，虽然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物质财，但他却给我们后人留下了精神上的无价之宝。他那坚定的革命信念、光荣的革命传统、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将永远被我们后人传扬、纪念、学习。正如当时的合肥市革命委员会敬送的挽联所述：“为党为人民四十年如一日鞠躬尽瘁，继承先烈志不怕苦不怕死将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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