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摘要:中医药是革命战争时期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领域，它不仅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为保障部队健康、挽救战士生命作出积极贡献，同时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医药事业，为祖国传统医药学的振兴发展提供丰富经验，并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2016年2月春节前夕，总书记赴江西看望慰问群众时强调“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保护好、挖掘好、发展好、传承好”。
中医药是革命战争时期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领域，它不仅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为保障部队健康、挽救战士生命作出积极贡献，同时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医药事业，为祖国传统医药学的振兴发展提供丰富经验，并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大别山上的中医药故事
1929年著名的立夏节起义之后，先后组建了红三十一师、三十二师，并成立了红色苏维埃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随着红军的发展壮大，红军医院建设规模也逐步扩大，到1932年初共有两个总院、21个分院和一个中医院。其中，鄂豫皖红军第二后方总医院（简称二院）是由1929年底在南溪江家山成立的商南红军总医院改编的，当时有中西医务人员30余人，后迁至汤家汇镇邓氏祠。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至1932年期间，共救治各类红军伤员两千余人次、为当地群众救死扶伤一千多例、安抚收留红军流失人员近千人，募集银元五百余块、粮食三百余担。
三年游击战争中 , 便衣队在解决后方供应方面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在敌情严重 , 与便衣队失去联系时 , 医院往往断绝供应 , 有时连饭也吃不上。在这种情况下 , 同志们就在山上挖野菜、摘野果吃。记得有一种野果子 , 煮熟后放在水里淘一淘就可以吃，还有野芹菜、野山楂、苦毛菜、野板栗等 , 当时都是用来充饥的食物。当时医治伤病是更为困难的。开刀没有什么条件 , 深山大树下是手术房，较平坦的地方垒上石板就成为手术床。麻醉药很少 , 有时只能弄到很少局部麻醉药品 , 有时根木没有麻药。我们所采取的是史无前例的止痛方法:食盐水注射加上精神鼓劲。手术器械也很简陋 , 有时用的是剃头刀子或锯木头的锯子 , 所用的探针有的是用洋伞骨子做的 ,镊子是自己用竹子做的。伤员们对当时的困难环境都很理解 , 主动跟医务人员合作。对敌人的阶级仇恨增添了他们对疼痛的忍受力。有时伤员见医生不忍心下手 , 就鼓励医生说：“医生 ,动手吧 ! ”做手术时只见他们紧咬牙关、头上冒着汗珠 , 但不叫出声来。看到这种情况 , 我们医务人员深受教育 , 为伤员做起手术来更加认真细心了。医伤治病离不开药品。医院进山时带了一些药品，为了不让敌人搜去 , 不敢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 而是把药品分别装进十字包 , 由看护们各自携带。当时大家把十字包看得非常珍贵 , 象战士爱护手中武器一样 , 时刻不离身。吃饭时背在身上 , 睡觉时抱在怀里。后来 , 经过消耗加之无法补充 , 药材供应日渐困难。怎么办呢 ? 我们想了些办法。首先是把仅有的药品 ( 如阿斯匹林、雷夫奴尔、灰锰氧等 ) 留给重伤员用 , 一般伤员都用食盐水或茶叶水冲洗伤口。再就是采集中草药 , 还用猪油、芝麻油代替凡士林。敷料更难弄到，土布比金子还贵重。没有布 , 工作人员就把被单和单衣省下来作绷带和纱布 ; 把缴获敌人的棉被或棉衣的棉花拆出来做药棉。这些东西经过蒸煮洗晒 , 就成为当时最好的敷料。在敌情许可、天气晴朗的时候 , 我们在山沟溪水边用石头架起一排排洗脸盆 , 从山上拣来干树枝 , 把破布、旧棉花放在开水中煮沸消毒。敌情紧张,不能生火时 , 就拿到溪水里洗涤。旧敖料用了洗 , 洗了用 , 直至实在不能使用为止。就是这样 , 敷料也是供不应求 , 有时只好用南瓜瓢糊伤口，用树叶覆盖创面。当时尽管环境那么艰苦 ,医疗工作那么困难 , 只要前线送来了伤员 , 医务人员都积极收留下来，从没有拒收过一名伤员。并且经过医务人员的努力 , 使许多伤病员恢复了健康 , 重新回到战斗岗位。
为了更好地为伤病员服务 , 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任务 , 医务人员在环境艰苦、工作繁重的情况下 , 没有忘记加紧学习 , 提高业务技术水平。当时弄本书是很困难的 , 仅有几本破旧不堪的《实用药物学》、《外科解剖学》、《临床必读》等业务书籍 , 是大家宝贵的学习资料。一个人念 , 几个人听 , 轮流阅读 , 站岗放哨时也在学习。学习时没有纸笔 ,就用树枝在地上画。在当时条件下 , 医务人员主要是从实践中学习 , 采用以老带新 , 以强带弱的方法。如学习做手术 , 象取子弹、取碎骨、扩创等 , 都是能者为师 , 互相教学 , 边干边学。就这样 , 大家的业务技术水平提高得都很快。
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 , 医务人员和伤病员亲如兄弟姐妹 , 同呼吸共患难 , 阶级友爱精神得到广泛发扬。伤员帮助炊事员拾柴、挖野菜、做饭 , 帮助医务人员煮沸消毒敷料。为了安全 , 轻伤病员主动组织起来轮流放哨 , 在发现敌人的时候 , 他们往往挺身而出 , 保护医务人员。医务人员与伤病员之间感情很深 , 互相关心体贴 , 一天见不到就彼此询问 , 生怕出了什么事情。医务人员具有高度的“爱护伤员”观念 , 把伤病员看作阶级兄弟 , 认真为其医伤治病 , 在生活上千方百计地给予照顾。每当医院转移到新的驻地后 , 工作人员总是先把伤病员的住处安顿好 , 再收拾自己的住处。部队或便衣队送来了吃的东西 , 先分给伤病员吃。在粮食困难的情况下 , 医务人员吃稀饭 , 让伤病员吃干饭 ; 医务人员挖野菜吃 , 想法给伤病员弄饭吃。遇有敌情时 , 不管多么紧急、多么困难 , 也要先把伤员转移 , 想法不丢下伤病员 , 有不少医务人员为了掩护伤病员牺牲了自己。当时的医务人员既是医生 , 又是看护 , 又是勤务员 , 又是炊事员 , 又是警卫员 ,又是担架员 , 又是宣传员 , 总之 , 凡是为伤病员服务的事情都干。因此 , 伤病员热情地称赞医务人员为“红色医生”, 伤病员伤愈归队时总是拉着医务人员的手挥泪而别。面对药品资源极为匮乏的现状，红军医务工作者和群众进山挖掘、采集中药。红军医院的工作人员利用大别山地区中医药文化浓厚的特点，向当地中医学习经验，为寻找中草药，他们不怕毒蛇和荆棘，走遍了各个山峰，踏遍了每块草丛，挖到中草药达七十多种。白天上山采药，晚上炮制药品，还从群众中学习和总结了许多治疗伤病的有效药方。
中医药在伤员救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红军医院共有20多间病房，可容纳200位伤员。药材工作方面，当时采集的草药主要有茯苓、灵芝、天麻、厚朴、野菊花、辛夷花、苍术等、黄连等 100 余种。医院将采集的草药加以洗净、切片、晒干后作煎剂，或研粉做丸，或熬制成膏丹，如感冒丸、伤风止咳散、抗疟丸、赤痢丸、止血散等，这些自制药改善了红军缺医少药的艰难处境，也推动着红军医疗和防疫工作的不断进步。
金寨县位于大别山北麓，鄂、豫、皖三省结合部，是安徽省最大山区县，地处北纬31度附近。这里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5.9℃、无霜期约250天、平均日照时数近两千小时、平均降水量1419.9毫米，拥有阴凉潮湿、通风多雾的独特小气候。境内群山起伏，河流纵横，物种繁多，共有野生药源237科1363种，被誉为“西山药库”。同时，金寨县是安徽省乃至全国重要的中药材道地原产地，主要品种有黄精、灵芝、石斛、茯苓、天麻、厚朴、野菊花、辛夷花、苍术等。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金寨县年均收购中药材60.5万公斤，其中野生中药材占50%至60%。70年代，金寨县引进中药材品种90种，成功试种板蓝根、玄参等73种。
长征路上的中医药故事
1934-1936年，红军战略大转移。铁流滚滚，纵横14省，长驱二万五千里。顶枪林冒弹雨，爬雪山过草地，闯激流越关隘，破前堵甩后追,红军连续作战,给养匮乏，环境恶劣，缺医少药。医务人员不顾个人安危，以鲜血和生命铸就忠心赤胆，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救死扶伤。其中，可以就地取材的中医药显现了强劲的力量和作用，为长征的胜利和有效保存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长征开始后，红军总医院与各分院一起随部队行动。鉴于伤病员数量不断增加，西药难以满足需求，医务人员就地取材，一路行军一路采集草药。官兵们用生姜、辣椒、胡椒、白酒等辛温食物御寒，用万金油、杏仁油、山核桃油涂抹伤口，用针刺穴位治疗疟疾，用锅底灰（百草霜）向痢疾宣战。为了便于携带和使用，中药房的工作人员常常夜以继日地加工制作，这一切有效地缓解了药品匮乏的状况。
长征时期，中央有位领导人患了肝脓肿，中央急调戴济民前来治疗。戴济民原在地方行医，他原本学西医，后来又自习中医，到百姓中收集偏方，采集中草药，在中医方面有所实践与积累。他同医疗组的医生一起，中西医结合，精心调治，终至痊愈。
长征途中，红军不时以野菜果腹，为了防止误食野菜中毒事件重演。朱德组织成立了野菜调查小组和40余人的采摘大队，还专门举办野菜展览。展出的野菜品种有：野韭菜、野蒜、荠菜、荨麻、车前草、马齿苋、鱼腥草、枸杞芽、蒲公英、灰灰菜、野芹菜、臭蒿子、牛耳大黄等。一位战士指着牛耳大黄说：“这不是中药材吗？”朱总司令说：“是呀，药材也来参加革命，应当管它叫‘革命菜’”。这些野菜，既能作为粮食充饥，有的还具有预防、治疗疾病之功效。
红3军团卫生部部长饶正锡从苏区出发时，随身携带了一本《中草药手册》。他回忆说：“这本书在长征路上可帮了大忙。因为我们这些医务人员基本都是学用西药治病，在长征路上，有许多西药来源断绝，只好就地取材，从山上采草药。而这本《中草药手册》正好充当了我们的老师。从中不但学会了一些中草药的识别方法，还学会了一些验方。”红军途经川北地区时，当地许多男子和妇女吸食鸦片。红军开办戒烟局，研制出以红花、芥子、茯苓等为主要成分的“戒烟丸”，免费发给这些“瘾君子”服用。红3军团到达贵州遵义市时，当地流行伤寒。部队卫生员龙思泉根据祖传秘方，用中草药治愈了许多老乡的疾病。老百姓交口称誉道：红军是活菩萨。
抗战时期延安的中成药研制
延安在1935年至1948年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在这13年
进程的重大事件，谱写了中国历史的光辉篇章。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医务工作者冲破重重封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积极利用中药资源，创造性地研究开发中药制品，有效地保障了军民的身心健康，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39年1月，八路军卫生材料厂(亦称八路军制药厂)，在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赤水县(今旬邑县)清水塬吕家塬村正式建成，设有中药部，生产丸、散、膏、片；西药部生产酊、水、油膏、注射剂；卫生材料部制作纱布、脱脂棉和急救包等，该厂共生产药品及卫生材料20余种。主要生产针剂、片剂、药棉、纱布和中成药，并制造成功酒精、硫酸钠、硫酸镁、小苏打、阿托品等急需药品。这些药品有效地解决或缓解了陕甘宁边区军民的医药急需，对打破敌人的封锁，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毛泽东主席为药厂题词：“制药疗伤，不怕封锁，是战胜敌人的条件之一。”朱德总司令题词：“加强团结，努力生产，多造药品，输送前线，医好战士，打大胜仗。” 此后，该厂迅速发展成为生产、科研、教学相结合的综合性制药厂，制药厂下设药科学校，分中西医药部，开办制药人员训练班，提高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开展学术研究与交流，编印《国药通讯半月刊》《通俗药物学》，出版《抗战新药集》，详细记载了药厂生产的20余类100多个品种药材的采集、提炼、配制过程及其疗效、服法等。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中医药
尽管历史已成为过去，但故事不能被遗忘。在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中，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同在战场上挥洒热血的，还有一支支中医药队伍、一位位中医药人。他们为保障部队战斗力、打败美军、夺取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1年2月3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发出关于组织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的通知。全国各地的医务工作者积极响应，踊跃参与，一些省、市还成立了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委员会，并先后组建一批批志愿医疗队前往朝鲜进行战地医疗服务。枪林弹雨的战场在哪里、志愿军伤病员在哪里，医疗队就出现在哪里，广大医务工作者忘我的牺牲精神、精湛的医疗技术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在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中，活跃着一支支中医药队伍、呈现着一位位中医药人的忙碌身影。北京中医学会组织富有临床经验的8位针灸医师组成医疗队，赴朝为志愿军伤员和群众治病。
朝鲜冬季漫长，异常寒冷，感冒、冻伤成为志愿军官兵的多发病。医务工作者使用以白芷、皂角、桂枝、木香、莪术、五味藤、豆豉姜、千斤拔等20余味中药材制成的“云香精”以及针灸、胡椒汤治疗感冒，医治冻伤，收到了良好效果。战场上，小小的红辣椒也发挥了独特作用。在上甘岭的一次战役中，时值冬日，部队奉命潜伏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为了活血祛寒、提神醒脑、防止打瞌睡发出声响暴露目标，部队给每一位执行任务的官兵配发了10个干红辣椒，让他们潜伏时备用。战斗取得了胜利，官兵们戏称红辣椒是“红色人参”。在朝鲜战场上，由于长期夜间作战，加之久居坑道不见阳光、营养不良等原因，许多志愿军官兵患了夜盲症，严重地影响部队战斗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内运送来了花生、黄豆、蛋粉、新鲜蔬菜、动物肝脏和维生素制剂。但是，由于美军对铁路、公路运输线实行狂轰滥炸，严密封锁，物质供给一时难以满足部队的全部需求。当地老百姓献出了由中国民间传到朝鲜的两个治疗夜盲症的秘方：一是“松针汤”，即用马尾松松针煮汤喝；二是吃蛤蟆骨朵儿，也就是吃蝌蚪。松针性温，味苦，入肝、脾、肾经，祛风燥湿，活血安神，抗病毒，增强免疫力，富含胡萝卜素、复合维生素，对夜盲症有治疗作用。蝌蚪性寒，味甘，入脾经，有清热解毒的功效。而眼睛与肝、肾、脾经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洪学智在深入了解了秘方的功效之后，指示志愿军后勤部立刻电告全军推广这种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再加上医疗、食物供应不断改善，志愿军官兵的夜盲症很快得以治愈。
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总司令员兼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的洪学智非常重视中医药治疗，这起因于他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的亲身经历。1935年，洪学智身患伤寒，病情危重，一位老中医以草药方使他转危为安。
1939年，抗大分校200余名学员在开赴抗战前线途中患了疟疾，洪学智想方设法从民间一位老中医那里讨要到胡椒大蒜膏药和药方，很快就控制了疫情。
洪学智在《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此事。国内还大量生产豆豉供应志愿军，既作为食用，也作为药用。豆豉性平，味甘、微苦，有发热解表、清热透疹、宽中除烦、宣郁解毒之效。（来源：转载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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