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摘要:1934-1936年，红军战略大转移。铁流滚滚，纵横14省，长驱二万五千里。顶枪林冒弹雨，爬雪山过草地，闯激流越关隘，破前堵甩后追………
长征丨人类历史上的英雄史诗
1934-1936年，红军战略大转移。铁流滚滚，纵横14省，长驱二万五千里。顶枪林冒弹雨，爬雪山过草地，闯激流越关隘，破前堵甩后追………历时之长、行程之遥、境况之险、困难之巨，举世无双，谱写了人类历史上的英雄史诗。
长征期间，红军连续作战，给养匮乏，环境恶劣，缺医少药。医务人员不顾个人安危，以鲜血和生命铸就忠心赤胆，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救死扶伤。其中，中医药显现了强劲的力量和作用，为长征的胜利和有效保存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长征开始后，红军总医院（医务部下设西医部、中医部和卫生学校等）与各分院一起随部队行动。为了加强医疗工作，红军医院相继吸纳了一些中医大夫。鉴于伤病员数量不断增加，西药难以满足需求。医务人员就地取材，一路行军一路采集草药。官兵们用生姜、辣椒、胡椒、白酒等辛温食物御寒，用万金油、杏仁油、山核桃油涂抹伤口，用针刺穴位治疗疟疾，用锅底灰（百草霜）向痢疾宣战。战斗一结束，批量的中草药便会流转至医院。为了便于携带和使用，中药房的工作人员常常夜以继日地加工制作………这一切有效地缓解了药品匮乏的状况。
长征时期，周恩来患了肝脓肿，中央急调戴济民前来治疗。戴济民原在地方行医，是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请来的名医。他原本学西医，后来又自习中医，到百姓中收集偏方，采集中草药，在中医方面有所实践与积累。他同医疗组的医生一起，中西医结合，精心调治，使得周恩来诸症渐消，终至痊愈。
过草地时，董必武的脚部溃烂发炎，疼痛难忍，骑马、行走十分困难。后来，用草药“钻地蜈蚣”捣烂涂敷在伤口上，得以治愈。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分两路北进，洪学智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属右路军。1935年8月底，政治部在大部队后面行军，带着伤病员，“前头部队已经走过，山坡上可吃的野菜野果都找不到了。”只好退回到黑水、芦花一带。这时，洪学智发起了高烧，“打了几十针，但烧都降不下来，昏迷不醒，眼看危在旦夕。”
洪学智回忆说，是部队从六七十里外请来中医。这位中医70来岁了，几代祖传的医术，是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时，把他抬着一起行军的，转战几千里，老中医治好了不少病人。老中医给洪学智把脉后，确诊为伤寒。大家说，洪主任吃了很多药，打了很多针，都不管用。老中医说，不用慌，我开一个方子，大家去找药，保证药到病除。于是部队派人到处找药。在一个小药店买到好几味药，但还缺六种，特别是缺主要的三四种。战友们漫山遍野去找，早上出去，下午带回来许多草药。老中医一看，说正是这几味，有治了。晚上八点多，洪学智吃下了第一碗中药，到天亮时又吃了一次。高烧还没退，但病情没发展了。白天再喝一次，老中医高兴地说：有救了！慢慢地，洪学智的高烧开始退去，“原来我闭着眼睛，不省人事，现在能睁眼认人。晚上接着吃药，烧就完全退了。”洪学智可以说是鬼门关边走了一遭。开头大家都以为他不行了，其中警卫排一名回族战士，与洪学智友情深厚，看洪学智病得这么厉害，很伤心，说洪主任都快死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就一枪把自己打死了。洪学智清醒过来，听说这事儿，伤心地掉下眼泪：“他跟着我，一路上冒了多少险，吃了多少苦呀，千不该万不该这样呀！”
红1军第2师4团团长耿飚是长征的先头部队，部队出发前他正患疟疾，领导拟让他留在地方养病。耿飚软缠硬磨，终获批准出征。耿飚在湖南天堂圩遇到一位中医，自称有包治疟疾的祖传秘方。大夫说：“此药毒性甚大，能使人脱发毁容，讨不到堂客（老婆）的。”耿飚回答道：“不怕，只要让我干革命，没有堂客也成。”大夫遂开了药方，主要成分是斑蝥，去掉头足，以桂圆肉赋型。一剂九丸分三次服用，耿飚吃了三丸病就好了。
红3军团第4师师长张宗逊在同敌人争夺遵义城老鸦山的战斗中腿部负重伤，中医大夫用几味草药砸成糊状敷在伤口，再贴上膏药，伤势很快就好了。红2军团5师政委谭友林身患伤寒，连日高烧，不能进食。他一连吃了部队中医大夫杨云阶开的50多剂草药，病情才好转起来。红6军团颜文斌负伤，用南瓜瓤泡盐水裹伤口，一个星期就痊愈了。
红军途经川北地区时，当地许多男子和妇女吸食鸦片。红军开办戒烟局，研制出以红花、芥子、茯苓等为主要成分的“戒烟丸”，免费发给这些“瘾君子”服用。红3军团到达贵州遵义时，当地流行伤寒。部队卫生员龙思泉根据祖传秘方，用中草药治愈了许多老乡的疾病。老百姓交口称誉道：红军是活菩萨。
王宏坤当时任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军长，反“六路围攻”，红军收复失地。霍乱早先就在川军中流行，等红军反击占领失掉的根据地后，传染到了红军中，“根据地和红军纷纷组织起来抓预防、抓医治。”王宏坤也染上了霍乱。他回忆：“一天早饭后，我到司令部，刚一坐下，突然身上不停地颤抖，感觉到浑身冰凉，接着就是连续不断地拉肚子，到午饭后即不省人事。”军长病倒了，那还了得，战友们纷纷想办法。“有一个年过70的老中医，他的治疗有特效。不论病到什么程度，只要吃进了他开的药，就能活下来，他救下的指战员不计其数。”大家急坏了，连忙把这位老中医从百十里外抬到军部。老中医“给摸了脉，喝了药，不几个钟头，我醒过来也不泻了，接着又喝了两副药，病就好了。”“第二天上午9点，我醒过来，发现那位老中医站在面前，他安慰我再也没有事了。”
反“六路围攻”之后，红四方面军又发起嘉陵江战役。这位老中医同情共产党，跟着红军西渡嘉陵江。天幸！这位活人无数的老中医，又救下两位将军。
红四方面军刚渡过嘉陵江，陈锡联是红四军11师政委，坚守在绵阳西面的千佛山阵地，他回忆“我的身体出了毛病：先是上吐下泻，继而持续高烧。后来实在支持不住，躺倒了。”警卫员抬着陈锡联下山，路遇徐向前。徐向前摸了摸陈锡联额头，大吃一惊：“烧得这么厉害？赶紧到医院，找个老中医看看。”陈锡联被抬到设在北川的红军医院，病情很严重“六月的天气，已经很热了，别人都穿着单衣，或光着膀子，我却穿着棉衣，盖了好几床被子，还是觉得冷。头发一缕一缕地向下掉，正常人的头皮发青，我的头皮却是又红又肿，头发全掉光了，成了‘和尚头’。”警卫员“他看我一病不起，人都变了形，以为我不行了，经常一个人在那里偷偷地哭。”
老中医请来了，给陈锡联把脉，说：“你这个病可是很重哟。”陈锡联问是什么病，老中医说是伤寒。开了几副药，仍未见效。主要是陈锡联吃不下东西。老中医说：“不吃东西怎么行？”正好，师长陈再道（55年上将）关心搭档，送来十几只鸭子，老中医就让警卫员把鸭子杀了炖上，不让吃肉，只喝汤。“喝了十几天鸭汤，老中医再来把脉，感觉到陈锡联的脉搏跳得有力了，哈哈大笑，说：‘你有救了。”
又过了十几天，陈锡联慢慢不打寒颤了，感觉背心发热，身上有点劲，可以下地走动了。在北川住了一个多月，陈锡联出院，返回部队。(来源：网上收集)
1934-1936年，红军战略大转移。铁流滚滚，纵横14省，长驱二万五千里。顶枪林冒弹雨，爬雪山过草地，闯激流越关隘，破前堵甩后追………历时之长、行程之遥、境况之险、困难之巨，举世无双，谱写了人类历史上的英雄史诗。
长征期间，红军连续作战，给养匮乏，环境恶劣，缺医少药。医务人员不顾个人安危，以鲜血和生命铸就忠心赤胆，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救死扶伤。其中，中医药显现了强劲的力量和作用，为长征的胜利和有效保存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长征开始后，红军总医院（医务部下设西医部、中医部和卫生学校等）与各分院一起随部队行动。为了加强医疗工作，红军医院相继吸纳了一些中医大夫。鉴于伤病员数量不断增加，西药难以满足需求。医务人员就地取材，一路行军一路采集草药。官兵们用生姜、辣椒、胡椒、白酒等辛温食物御寒，用万金油、杏仁油、山核桃油涂抹伤口，用针刺穴位治疗疟疾，用锅底灰（百草霜）向痢疾宣战。战斗一结束，批量的中草药便会流转至医院。为了便于携带和使用，中药房的工作人员常常夜以继日地加工制作………这一切有效地缓解了药品匮乏的状况。
长征时期，周恩来患了肝脓肿，中央急调戴济民前来治疗。戴济民原在地方行医，是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请来的名医。他原本学西医，后来又自习中医，到百姓中收集偏方，采集中草药，在中医方面有所实践与积累。他同医疗组的医生一起，中西医结合，精心调治，使得周恩来诸症渐消，终至痊愈。
长征途中，红军不时以野菜果腹，为了防止误食野菜中毒事件重演。朱德组织成立了野菜调查小组和40余人的采摘大队，还专门举办野菜展览。展出的野菜品种有：野韭菜、野蒜、荠菜、荨麻、车前草、马齿苋、鱼腥草、枸杞芽、蒲公英、灰灰菜、野芹菜、臭蒿子、牛耳大黄等。一位战士指着牛耳大黄说：“这不是中药材吗？”朱总司令说：“是呀，药材也来参加革命，应当管它叫‘革命菜’”。这些野菜，既能作为粮食充饥，有的还具有预防、治疗疾病之功效。
过草地时，董必武的脚部溃烂发炎，疼痛难忍，骑马、行走十分困难。后来，用草药“钻地蜈蚣”捣烂涂敷在伤口上，得以治愈。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分两路北进，洪学智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属右路军。1935年8月底，政治部在大部队后面行军，带着伤病员，“前头部队已经走过，山坡上可吃的野菜野果都找不到了。”只好退回到黑水、芦花一带。这时，洪学智发起了高烧，“打了几十针，但烧都降不下来，昏迷不醒，眼看危在旦夕。”
洪学智回忆说，是部队从六七十里外请来中医。这位中医70来岁了，几代祖传的医术，是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时，把他抬着一起行军的，转战几千里，老中医治好了不少病人。老中医给洪学智把脉后，确诊为伤寒。大家说，洪主任吃了很多药，打了很多针，都不管用。老中医说，不用慌，我开一个方子，大家去找药，保证药到病除。于是部队派人到处找药。在一个小药店买到好几味药，但还缺六种，特别是缺主要的三四种。战友们漫山遍野去找，早上出去，下午带回来许多草药。老中医一看，说正是这几味，有治了。晚上八点多，洪学智吃下了第一碗中药，到天亮时又吃了一次。高烧还没退，但病情没发展了。白天再喝一次，老中医高兴地说：有救了！慢慢地，洪学智的高烧开始退去，“原来我闭着眼睛，不省人事，现在能睁眼认人。晚上接着吃药，烧就完全退了。”洪学智可以说是鬼门关边走了一遭。开头大家都以为他不行了，其中警卫排一名回族战士，与洪学智友情深厚，看洪学智病得这么厉害，很伤心，说洪主任都快死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就一枪把自己打死了。洪学智清醒过来，听说这事儿，伤心地掉下眼泪：“他跟着我，一路上冒了多少险，吃了多少苦呀，千不该万不该这样呀！”
红1军第2师4团团长耿飚是长征的先头部队，部队出发前他正患疟疾，领导拟让他留在地方养病。耿飚软缠硬磨，终获批准出征。耿飚在湖南天堂圩遇到一位中医，自称有包治疟疾的祖传秘方。大夫说：“此药毒性甚大，能使人脱发毁容，讨不到堂客（老婆）的。”耿飚回答道：“不怕，只要让我干革命，没有堂客也成。”大夫遂开了药方，主要成分是斑蝥，去掉头足，以桂圆肉赋型。一剂九丸分三次服用，耿飚吃了三丸病就好了。
红3军团第4师师长张宗逊在同敌人争夺遵义城老鸦山的战斗中腿部负重伤，中医大夫用几味草药砸成糊状敷在伤口，再贴上膏药，伤势很快就好了。红2军团5师政委谭友林身患伤寒，连日高烧，不能进食。他一连吃了部队中医大夫杨云阶开的50多剂草药，病情才好转起来。红6军团颜文斌负伤，用南瓜瓤泡盐水裹伤口，一个星期就痊愈了。
红3军团卫生部部长饶正锡从苏区出发时，随身携带了一本《中草药手册》。他回忆说：“这本书在长征路上可帮了大忙。因为我们这些医务人员基本都是学用西药治病，在长征路上，有许多西药来源断绝，只好就地取材，从山上采草药。而这本《中草药手册》正好充当了我们的老师。从中不但学会了一些中草药的识别方法，还学会了一些验方。”
红军途经川北地区时，当地许多男子和妇女吸食鸦片。红军开办戒烟局，研制出以红花、芥子、茯苓等为主要成分的“戒烟丸”，免费发给这些“瘾君子”服用。红3军团到达贵州遵义时，当地流行伤寒。部队卫生员龙思泉根据祖传秘方，用中草药治愈了许多老乡的疾病。老百姓交口称誉道：红军是活菩萨。
王宏坤当时任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军长，反“六路围攻”，红军收复失地。霍乱早先就在川军中流行，等红军反击占领失掉的根据地后，传染到了红军中，“根据地和红军纷纷组织起来抓预防、抓医治。”王宏坤也染上了霍乱。他回忆：“一天早饭后，我到司令部，刚一坐下，突然身上不停地颤抖，感觉到浑身冰凉，接着就是连续不断地拉肚子，到午饭后即不省人事。”军长病倒了，那还了得，战友们纷纷想办法。“有一个年过70的老中医，他的治疗有特效。不论病到什么程度，只要吃进了他开的药，就能活下来，他救下的指战员不计其数。”大家急坏了，连忙把这位老中医从百十里外抬到军部。老中医“给摸了脉，喝了药，不几个钟头，我醒过来也不泻了，接着又喝了两副药，病就好了。”“第二天上午9点，我醒过来，发现那位老中医站在面前，他安慰我再也没有事了。”
反“六路围攻”之后，红四方面军又发起嘉陵江战役。这位老中医同情共产党，跟着红军西渡嘉陵江。天幸！这位活人无数的老中医，又救下两位将军。
红四方面军刚渡过嘉陵江，陈锡联是红四军11师政委，坚守在绵阳西面的千佛山阵地，他回忆“我的身体出了毛病：先是上吐下泻，继而持续高烧。后来实在支持不住，躺倒了。”警卫员抬着陈锡联下山，路遇徐向前。徐向前摸了摸陈锡联额头，大吃一惊：“烧得这么厉害？赶紧到医院，找个老中医看看。”陈锡联被抬到设在北川的红军医院，病情很严重“六月的天气，已经很热了，别人都穿着单衣，或光着膀子，我却穿着棉衣，盖了好几床被子，还是觉得冷。头发一缕一缕地向下掉，正常人的头皮发青，我的头皮却是又红又肿，头发全掉光了，成了‘和尚头’。”警卫员“他看我一病不起，人都变了形，以为我不行了，经常一个人在那里偷偷地哭。”
老中医请来了，给陈锡联把脉，说：“你这个病可是很重哟。”陈锡联问是什么病，老中医说是伤寒。开了几副药，仍未见效。主要是陈锡联吃不下东西。老中医说：“不吃东西怎么行？”正好，师长陈再道（55年上将）关心搭档，送来十几只鸭子，老中医就让警卫员把鸭子杀了炖上，不让吃肉，只喝汤。“喝了十几天鸭汤，老中医再来把脉，感觉到陈锡联的脉搏跳得有力了，哈哈大笑，说：‘你有救了。”
又过了十几天，陈锡联慢慢不打寒颤了，感觉背心发热，身上有点劲，可以下地走动了。在北川住了一个多月，陈锡联出院，返回部队。(来源：网上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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